间接保护则以这种直接保护为圆心，围绕这个圆心而呈辐射状的分布，宪法对权利保护的效力由圆心向各个方向进行渗透，这样就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保护体系。

也有学者就地方自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梳理了地方自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认为我国的自治学说直到民国中后期才完成了从政治意义上的自治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治的转变，并将地方自治团体的概念视为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学说嬗变的最大收获。有学者从整体上分析了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和中国模式，认为在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急需实现由计划国家向预算国家的彻底转型。

如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以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重大民生工程的大力实施，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二是社会救助的性质从统治者的恩惠转变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建立在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之上的宪法学开始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初步具备了独立的学术品格。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确立了崭新的国家制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成为立宪思想影响下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高潮，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

宪法对于刑事立法的价值指引、刑罚与基本权利保护的平衡、刑法修改与基本法律修改权等命题，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论证。与此前的研究相比，宪法学界对比较法方法的运用已经越来越娴熟，在比较的视角上，许多作品从宏观研究转向具体微观问题的比较分析，并注重对国外理论的语境与历史源流的完整梳理，开始真正深入、全面地介绍外国法。第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10]参见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6年9月版，第1－2页：把‘宪政理解或界定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的提法比较适宜，不管各种‘宪政之间有多少不同，它们相对于专制制度来说，都是一种‘民主的政治。三、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法学说是什么由于有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存在，因此，宪法制度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存在不容置疑。这一阶段，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围绕着75宪法和78宪法所进行的有关宪法制度、宪法思想与宪法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必然存在着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独特之处。

尽管思想与学说都具有主观思维的属性，但学说与思想相比较，侧重于学术上有系统的主张和见解。这一融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为一体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在这两部宪法文本和关于这两部宪法的修宪报告之中，其中又主要集中在1975年宪法文本和张春桥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二、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一般而言，有法律制度才有法律思想和法律学说。[8]1.参见《中国宪政网》，韩大元、胡锦光2003年4月3、12日访问许崇德：《新中国宪法学的创建与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是：第一，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又由于宪法制度是在一定的宪法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故宪法思想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存在也不容置疑。本文则认为，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1975年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既是1975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也是关于1975年宪法的宪法学说，更是关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宪法的宪法学说。该理论的核心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实际上，从1954年宪法颁布到1975年宪法修改期间，我国没有一部法律出台，没有一套基本法律的配套设施。推而广之，宪法思想当比宪法学说宽泛，而宪法学说则比宪法思想专深。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其结果往往是：宪法思想以其非学术性凌驾于学术性的宪法学说之上，宪法学说则以其去学术性湮没在非学术性的宪法思想里。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政变迁，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其宪法制度、宪法思想尤其是宪法学说，在某些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片空白，甚至耻于被人提起。第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法学研究是被冲击得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其中的宪法学研究，更是成为谁也碰不得的重灾区。第4期的专栏是《学习四届人大文件，贯彻四届人大精神》，索引了22篇文章，其中19篇是学习新宪法的心得，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有10篇。【注释】[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5版，第1756页。几个教研组的组长大都被打成右派，先后调离了教研室。

仍以学术期刊《政法研究》为例：《政法研究》1966年出版了第1、2期之后就被迫停刊。[11] 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876页：至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反映了极‘左的路线和思潮因而很不完善，但从本质上讲，这两部宪法还并没有失去社会主义的属性 进入专题： 宪法学说 。

按照前述理由，有宪法就有宪法制度，有宪法制度就有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公认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历史文化等价值观念被完全颠覆，一切科学研究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扫除殆尽。

这是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1954年毕业后，不到半个月，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国家法即宪法。

其中，第一个栏目刊登7篇，包括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北京市委的决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拥护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声明、重要报刊社论，还有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批判文章等。但是，在社会政治环境极度不正常的情况下，学术性的宪法学说有可能被非学术性的宪法思想所压抑或替换。十年文革，中国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宪法遭到无情的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存实亡，选举制度基本废弃，公民的基本人权被剥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无从谈起，许多干部群众包括国家主席都惨遭迫害。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得党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起来。

第五，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因此，宪法学说理应建立在宪法思想的基础上。

任何时期的宪政建设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史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2. 董成美《宪法学的历史回顾》，《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1期，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法律系的院校由原来的34所减少到6所，旧中国的法学教授许多人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第二，1956年以后，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宪法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某些宪法规定甚至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众所周知，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由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即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第5期的专栏是《学习新宪法》，索引了8篇文章，全部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因为除宪法外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许多基本法律自50年代到70年代都是一片空白，使得多少相关专家在研究本学科学说史时，面对着这几十年的法律制度空白（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学说的空白）而望法兴叹，甚至遗憾终身。但与此同时，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是：在建国近60年的历史中，我国竟然先后颁布了4部宪法和31条宪法修正案，即使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这一极为特殊的年代和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还颁布了两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1978年宪法颁布后，当年的《全国报刊索引》曾在第4、5、6、7期开辟了《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遵守新宪法》等专栏，共索引文章210篇，其中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有75篇，只不过一部分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已经在行文中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用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加以替换罢了。

导致立法工作全国停顿。其中讲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有46篇。

据《现代汉语词典》，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二是念头和想法（显然，宪法思想属于第一层涵义）。

实际上，它与中国共产党自1957年起，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为标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倾向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9]由中国法学会的前身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主办。